鲁迅50岁生日那天，参加了史沫特莱安排的宴会

本 文 约 3200字

时间：1930年9月17日

地点：上海“斯拉巴雅”西餐馆

与席：鲁迅夫妇并海婴、柔石、冯雪峰、冯乃超、董绍明、叶绍钧、茅盾、史沫特莱等共22人

1930年9月17日鲁迅日记云：“友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席中共二十二人，夜归。”

日记中的“友人”指“左联”诸人和第一次见面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

鲁迅晚年声名日著，吸引了不少当时在中国的西方记者的关注，除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还包括史沫特莱。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2—1950），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当过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1918年因声援印度独立运动而被捕入狱6个月。1919年起侨居柏林8年，积极投身印度民族解放运动。

一位杰出而伟大的女性，史沫特莱。图源/网络

史沫特莱1928年底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身份来华，在中国一呆就是12年。1930年3月曾为《萌芽月刊》撰稿。1931年起协助鲁迅搜集、编印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1932年春与鲁迅等参加营救牛兰夫妇。

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6年鲁迅病重时曾为延医诊视。抗战初、中期，她目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向世界发出了正义的声音。史沫特莱也翻译过鲁迅的作品，《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及《写于深夜里》均由她译成英文，在美国进步刊物发表。

1930年9月24日是阴历八月初三，“予五十岁生辰，晚广平治面见饷”。这天是鲁迅50岁生日，治面见饷，简简单单，吃的差不多就是“长寿面”，典型的中国风味。此前的9月17日，鲁迅还过了一次特殊的生日，那些被当局认为是“左倾危险分子”的作家和斗士希望借鲁迅的生日搞一次隆重聚会，史沫特莱欣然受命，以自己的名义租借了法租界吕班路（今重庆南路）50号的荷兰“斯拉巴雅”西餐馆。

这次寿辰聚会发起人中有柔石、冯雪峰、冯乃超、董绍明、蔡咏裳等，叶绍钧、茅盾也出席了。

史沫特莱后来在其《中国的战歌》中详细描述了这次饭局。这是鲁迅饭局中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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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战歌》书影。图源/网络

鲁迅带着年幼的儿子提前到了。这是我初次与鲁迅相见，我在中国的整个期间，受到最大影响的就是这个人。他个子不高，身板有些单薄。穿着奶白色的丝绸料子的中国服装，柔软的中国靴子。不戴帽子，剃得短短的头发像牙刷一样。但是，虽然鲁迅的面容就是一般中国人的样子，但他却在迄今为止我见过的人中，给我留下了最有印象的记忆。脸部生动，同时也有戒备的神情。他虽然不用英语讲话，但能熟练地运用德语。因此，我也用德语与之交谈。他待人接物的态度、说话的方式，还有一个个动作都流露出一种难以言说的、充满个性的和谐与魅力。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一块土块那样，看上去十分丑陋。

在另一篇回忆文章中，史沫特莱也提到了这次宴会：

我第一次会见他，是在他50岁生辰的庆祝席上。我想那是1929年吧（实际上是1930年——笔者注）。有一些青年作家要我去租一个外国小饭店，可以让我们在那里开一个下午的茶会，并且吃一顿晚餐。中国人要有这样一个集会，是危险的。我是个外国人，我可以租了那地方，来请我的客。不过等到客人都来齐了，那外国饭店的主人看看所有的客人都是中国人，又大多是贫穷的，并且中国的侍者们也要听到我们的谈话和演说，于是就要发生危险了。在鲁迅生日的那天下午，客人陆续来到那小饭店的花园中。他们有单独来的，有成群来的。有许多没有钱，因而不能留到晚上吃晚饭。鲁迅和他的夫人（他的夫人抱着一个孩子），在园里一张桌子旁边坐着或是站着，招待着进园来的向他们致敬的客人。那天鲁迅真是神采奕奕……他的脸老是那么动人，他的眼睛老是带着智慧和兴味闪耀着。他那件长的绸袍增添了他的丰采，增添了成为他的一部分的那种尊严。

史沫特莱描述，那时的上海，就是少数人集合在一处地方，也是有危险的，周围都有侦探。“那一天，来给鲁迅致敬的不下200人，而且其中有许多人，要是给警察知道的话，他们的脑袋都要难保。”“我还记得有一群贫苦演剧家，站在那里和鲁迅谈话。不知为什么，他们似乎比其余的客人都要穷些。”此外还有许多左翼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教员、学生和教授。“还有一个是红军协助会的代表，一个刚刚出狱的反帝同盟的代表，一个当时上海共产党党报的编辑。我还记得有一个守旧的哲学教授也来参加鲁迅生辰的庆祝。”史沫特莱在此显然是想更加清楚地描述柔石、冯雪峰、冯乃超、董绍明、蔡咏裳、叶绍钧、茅盾等人的身份。

整个下午，客人不断地来来去去，到晚上只有50个人留下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宴会。史沫特莱看见荷兰西菜馆的店主在房间不住走动着，亲自照料一切，她注视并倾听着，留心着他是否去给警察打电话。因为当时在场诸人的演说，“要是给警察知道的话，会引来机关枪和捕人车”。其实他们不过是谈着近代的思想、中国的解放、文化团体的组织，以及鲁迅领导的必要。他们请求鲁迅出来切切实实地做个领导。“我那天晚上第一次听见鲁迅演说。我的耳朵一面侧向外面的街道，担心着警察的捕人车的可能的隆隆声的到来，一面却仍倾听着一个翻译替他译出来的话。不久，我忘了有关捕人车的顾虑。因为鲁迅正在那里讲他生平的故事。他站着，一个平静而严肃的形象，从容而平静地说着话，说得所有的侍者都静听着他的每一个字，有时竟至客人也忘记侍候了。”史沫特莱结结实实成了鲁迅的一个粉丝。

鲁迅画像。图源/网络

在这次寿宴上，鲁迅讲到他在一个半封建的小乡村里的青年生活，讲到起先怎样在日本学医，如何弃医从文，试图通过文学来唤醒青年。他倾向于俄国的革命作家，并且向他们学习。“他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人，而且我以为他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教养最深的一个。”据史沫特莱回忆，鲁迅这一天晚上“把他对于世界文学的知识在他的朋友们面前展示出来了”。当然，鲁迅是不是真这么夸夸其谈，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史沫特莱笔下的鲁迅是非常具体的，甚至比国内作家观察得更加深刻而独特：“我老是看见鲁迅那个脆弱却有活力的身影，进出走动在上海虹口区的他的那间房里，他的面孔一径燃点着一种强作幽默的表情，那就是他的存在的一部分。”

史沫特莱对鲁迅的作品评价非常高，鲁迅《写于深夜里》这篇文章被史沫特莱誉为“是一篇显示一切天才迹象的散文”，“这实在是一篇壮丽的作品，一面是表现他对中国一般创造的革命青年的至深的爱，同时又充满着他对于当时一般反动势力的强烈的憎恨，因为这种反动势力正在断送中国大多数优秀青年的生命”。史沫特莱评价说：“鲁迅是中国现代作家当中惟一具有我们所谓‘天才’的那种奇异和稀有的品格的人。”为了这种品性，鲁迅虽是用着一大串的笔名，也终于瞒不了人，人们总知道是他写的。“他似乎并不知道怎样叫做恐惧。他具有一种极深的轻蔑心，那是难以形容的。”

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公布了一封尘封70年的密函，这是1937年1月26日宋庆龄写给王明的信函，信中称史沫特莱“是一个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派作家和新闻记者”，但她在西安事变中没有征得中共领导同意就擅自发表蒋介石和周恩来的密约，给国共双方都造成很大被动。同时，宋庆龄还透露了史沫特莱的另一重身份：“实际上这里的人认为她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她把《工人通讯》的出版者、工会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许多人带到同情我们的外国人的一个住所，结果这个用于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坏。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所以宋庆龄希望王明加以重视。

宋庆龄写这封信时，鲁迅已去世数月。从信中可知，史沫特莱其时的活动已经受到了警察的盯梢，她对此应有所警觉，所以在为鲁迅组织50岁生日聚会时非常警惕地观察周围的动静。宋庆龄认为，“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这一评价应该说是非常中肯的。

透过鲁迅与史沫特莱的交往，特别是她安排的鲁迅50岁生日聚餐，或可发现鲁迅的另一面，对于鲁迅的世界主义研究亦不无裨益。

《鲁迅的饭局》

作者：薛林荣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

已获得出版社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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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薛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