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历史概述（3）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

　　第一节 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军阀混战

　　[美日侵略中国斗争的华盛顿会议] 美帝国主义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卖军火、贷款，大发战争财，逐渐成为统治世界经济政治的霸主，对于太平洋上的霸权，加强了争夺的野心。日本帝国主义也利用欧战机会，在中国获得许多大的权益。美、日两帝国主义，竞相掠夺中国，互相矛盾，成为帝国主义互争中的要角。英帝国主义向来在中国保有最大的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起美、日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发展来，英国在华势力的扩张显得停滞，但也仍是掠夺中国的一个要角。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　，美国国务卿兰辛和日本派到美国去的石井发表相同照会，并由美国通知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在华特权，工商业机会均等;一九一九年，美国在巴黎和会上又承认日本强占山东，企图以此换取日本承认美国在远东的优势地位。但由于日本的狡猾和阴谋独占中国的活动仍是有加无已，使美国并没有达到排斥日本优势的愿望。斗争还是继续发展下去。到了一九二一年，美帝国主义发起在华盛顿召开太平洋会议。这个会议就是当时各帝国主义、尤其是美、日两帝国主义，为解决战后太平洋上的霸权问题，特别是争夺中国问题的争执而召开的。由于大战中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在远东势力的膨胀，不但威胁了美国，也威胁了英国在中国和远东的利益，使美、英可以结成伙伴，在这个会议中共同对付日本，为了取得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远东中的新协调，解决美、英、日等列强争霸中的矛盾，这个会议拆散了英、日同盟，规定了英、美、日在太平洋上军舰的吨数为五、五、三之比。对于争夺中国问题，则在一九二二年二月根据美国所谓“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侵略原则签订了美、比、英、中、法、意、日、荷、葡的“九国公约”，在名义上“尊重中国主权完整”，而实际上则是美国作领袖来和英、日等帝国主义共同侵略中国，合法地殖民地化中国，也就是“将中国置在他们共同侵略的‘门户开放’政策之下”(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

　　自华盛顿会议以后，帝国主义间的冲突，有了新的协调，表面上似乎暂趋缓和，实则彼此的斗争只是更换了些方式，主要是采取了间接的方式，各在中国扶植和利用一部分军阀为其爪牙争夺地盘，以实现其掠夺的企图。

　　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在世的时候，他被各帝国主义用作在华的工具。袁世凯死后，各帝国主义各自寻找其得力的工具。原来在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系统下分裂成皖系和直系两派。这两派的斗争的背后就是由日本帝国主义和英、美帝国主义所操纵。华盛顿会议后，各个帝国主义在华争夺权利的斗争，就反映为代表各派大地主大买办的各派军阀的频繁不绝的内战。

　　[直皖战争] 上面说过，自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就分裂为直、皖二系，直系以冯国璋为首(冯死后，曹锟、吴佩孚继之)，依靠英、美帝国主义的势力。皖系以段祺瑞为首，投靠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膝下。此外还有在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和日本有勾结。

　　继承袁世凯操纵北京政府的是段祺瑞。他大量地出卖中国主权，向日本换取借款。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起，直系军阀吴佩孚(师长)等，以曹锟(直隶督军)为首领，利用了当时人民反日反段的情绪和助力，并联合了奉系，于一九二零年七月间，在河北的杨村、涿州和皖系发生战争，一举打败了皖系。日本在华势力暂时受了打击。从这个时候起直系便代替了皖系，在北京中央反动政府取得了权力。曹锟、吴佩孚又继承了袁世凯和段祺瑞的故技，企图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实现反动的武力统一。

　　[直奉战争] 直系军阀自打败皖系后，占有华北和长江流域地盘，使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大为扩张。日本帝国主义自扶植皖系失败后，便努力扶植奉系。奉系自在直皖战争中入关后，势力达到北宁铁路(京山铁路)沿线和内蒙各地，直、奉两系矛盾日益尖锐化起来。这时候，孙中山在广东依靠旧国会的一些议员组织了“非常国会”，选举他当非常大总统(一九二一年四月七日)，进行和东北张作霖联合的政策，以反对曹、吴。一九二二年四、五月间，直、奉两军战于长辛店、马厂等处，结果奉系失败，退出关外。

　　[广州军政府的分裂和陈炯明的叛变] 北方军阀混战的时候，南方一部分军阀和北方军阀互有勾结，南方政局也发生变化。一九二零年，北方皖系当权时，桂系军阀陆荣廷等就在皖系的策动下，主张南北议和。孙中山被迫辞军政府总裁职，离开广州。后来，孙中山利用粤军陈炯明击败桂系，又由上海回到广州，被举为非常大总统(一九二一年)，准备北伐。直奉战争中直系胜利后，曹锟、吴佩孚想垄断全国权力，和英帝国主义合谋，收买陈炯明，教唆他叛变，炮击总统府(一九二二年)，孙中山被迫逃往上海。这时他发表宣言，提出“工兵计划”，主张化兵为工，要曹、吴以军队半数改为工兵。曹、吴表面上赞成他的主张，实际上是想拉他投入反动集团，以消灭革命力量。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写了许多文章，揭破曹、吴阴谋，鼓励孙中山不要受骗，要坚持革命立场，给了孙中山以很大的帮助。后来，陈炯明为滇桂联军所败。一九二三年春间，孙中山再到广州，被举为大元帅。

　　[曹锟贿选] 直系两次胜利后，统一了黄河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土地，便进一步诱发了曹吴垄断全国权力的欲望。于是吴佩孚先逼总统徐世昌下野，利用黎元洪作为过渡的总统。曹锟、吴佩孚到处残暴的压迫人民，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惨杀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工人，就是许多罪行中一件最大的罪行。一九二三年六月间，直系军阀驱逐了黎元洪。　十月五日　，五百九十个国会议员们每人得了五千元的银元支票，曹锟“获选”了大总统。“猪仔国会”、“猪仔议员”——这种称呼，就此变成了全国所咒骂的通俗的称呼。

　　[军阀混战下农民生活的痛苦、人民革命要求的增长] 在这样帝国主义新侵略和军阀混战下，农民的生活十分痛苦，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兵差、拉夫、人为的天灾、地租和高利贷的加重，使农民运动以各种形式勃兴起来。南方已开始了农民协会的组织(如广东东江)，北方农民原始的自卫斗争(如红枪会)也更进一步的发展了。

　　工人的被剥削是加紧了，同时，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团结力也加强了。

　　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因工商业的发展受到挫折，对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反对军阀内战，也有了新的觉悟。

　　各革命阶级的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是更加增长了。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对国民党合作的促进

　　[中共二次大会和反帝反封建政纲的提出]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上海，到会代表有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等十二人，代表党员一百二十三人，讨论的中心问题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党的策略路线。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在这个宣言中，总结了近代人民斗争的经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宣言中说：“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又规定了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和民众运动的政策，提出：“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

　　在这个宣言中，分析了在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的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号召工人农民积极参加民主革命，规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政纲：“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六、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七、制定关于工人和农民以及妇女的法律：(一)改良工人待遇：甲、废除包工制;乙、八小时工作制;丙、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设备;丁、工厂保险;戊、保护女工和童工;己、保护失业工人等;(二)废除丁漕等重税，规定全国——城市及乡村——土地税则;(三)废除厘金及一切额外税则，规定累进率所得税;(四)规定限制田租的法律;(五)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六)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普及教育。” 但是，宣言中没有指出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没有提出工人农民的政权要求和农民的土地要求，这是宣言的缺点。这个缺点，后来被陈独秀机会主义者所发展，而使党的领导机关在一九二七年发生了路线的错误。这次大会并通过了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

　　六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曾发表《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具体地提出了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办法：“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这些，就使全国人民获得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和奋斗的新步骤，以发动广大的新形式的群众运动。这极大的鼓舞了孙中山的革命热忱。这种政纲和政策为孙中山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派所同意。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生存，抛头颅、洒热血，这是很可敬仰的。但他们都没有明确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损害中国人民的两大敌人。例如作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孙中山，总幻想帝国主义来帮助中国革命;辛亥革命更因和封建军阀袁世凯妥协，把革命断送了，但从中国共产党产生，提出上述明确的民主革命政纲后，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孙中山经过了失败、挫折以及妥协的错误的长期过程，到这时，由于他和共产党人的来往接近，得到了共产党人的启示和帮助，才开始找到革命新道路，推动他后来决定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因而改组了国民党，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孙中山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从旧民主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就大大促进了中国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这个党的宇宙观和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党的最后目的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人类最理想的社会。但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时候，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因此它必须负起责任来完成资产阶级所不能完成的任务。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时，根据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就规定了上述关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作为自己斗争的最低纲领——这纲领到后来在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一九四七年所著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九年所著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得到了最科学最完善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则为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纲领。

　　二次大会以后，党在工人中的工作更加开展起来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有几十个职工会，会员人数约在十五万以上。在青年群众中的工作也加强起来了。一九二二年五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全国团员已有四千人。二次大会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定期出版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

　　[中共三次大会和毛泽东坚持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到会代表三十人，代表党员四百三十二人。

　　这次大会的代表中有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蔡和森、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大会的讨论中心是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

　　大会在讨论中，发生了很大的争执。

　　一个极端是右倾的代表者陈独秀，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只能站在消极的帮助地位，而不能站在领导地位，因此，他认为共产党的一切工作应该集中到国民党。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要使共产党和国民党合并起来，取消共产党。这种错误观点曾部分地参杂到大会宣言中去。另一个极端是“左”倾的代表者张国焘，他反对和国民党合作，认为国民党是不能进行民主革命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革命，他认为和国民党合作就会“混乱无产阶级思想”。当时，毛泽东和瞿秋白等在一起，坚决地和陈独秀的右倾尾巴主义作斗争，又和张国焘的“左”倾关门主义的观点作斗争，使大会正式通过了调解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的决议。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瞿秋白等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

　　三次大会以后，毛泽东被调到党中央工作。

　　从这时候起，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统一战线开始建立起来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统一战线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和在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的合作。

　　第三节 在共产党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的历史的发展]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在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前是同盟会。同盟会是一九一一年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组织者，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会党”——中国“下等”社会(包括工人和农民)的原始组织，以及反满的士大夫，这几部分人的松散的革命联盟。而以孙中山所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主体。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专制朝廷，但是由于领导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是软弱的，它未能真正动员群众。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而在版图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妥协，致使落入北洋军阀袁世凯之手，革命终归失败。一九一一年革命后，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当时大部分上层党人开始妥协腐化，党内加入了许多反动派——封建政客集团、买办势力，国民党已在实际上完全丧失了革命的性质。

　　一九一三年，反袁的所谓“二次革命”也在短期内被袁世凯打败了，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事实上，在这以前国民党已分裂为一些政客集团的小组织，自己经瓦解了。

　　一九一四年，孙中山到日本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企图恢复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前的革命党的面目，但参加的人数很少，力量薄弱，在人民中影响很小。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孙中山在上海，学生们派代表找孙中山，要他支援“五四运动”，孙中山因为自己没有力量，表示没有办法。“五四”后，他受了“五四”人民运动的影响，又受了俄国革命、世界革命的影响，遂将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其所以称为中国国民党，是在表示区别于一九一一年革命后的“国民党”。当时一些最先进的革命者曾积极帮助孙中山，林伯渠就在当时作中国国民党的总务部工作(这是管组织工作的部门)，酝酿着向革命更生。但中国国民党力量还是很微弱，除海外(南洋、美国)有些党部能够在经济上支援孙中山以外，在国内各地并无基础。孙中山为此十分焦急，但一直没有什么办法。

　　[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建党] 恰好，一九二零年七、八月共产国际开第二次大会，规定“共产国际应当与今日政治上和经济上被压迫各国参加推翻帝国主义事业的革命势力取得密切的联络”(《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决议案》)。列宁在大会上代表“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作了报告，热烈地主张援助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革命运动。

　　一九二一年三月，上述委员会的秘书马林来到北京，经李大钊的介绍，八、九月间到广西会见了孙中山，谈中国情况、谈十月革命。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两点意见：(一)要进行中国革命，就要有好的政党，这政党要联合各个阶级，尤其是工农大众;(二)要有革命武装的核心(过去孙中山等只是联络军阀军队)，要办军官学校。孙中山听了十分高兴和赞成。要办好的政党一点尤其和孙中山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九年以来的意见吻合。自俄国十月革命后，孙中山也知道了革命非有自己的武装不可。

　　但是如何建立起一个像样的政党呢?当时国民党在内地既无基础，也没有人去作组织工作。于是共产党着手帮助国民党在国内各地先后建立起秘密的国民党党部来，北方由李大钊负责，湖北由董必武负责，四川由吴玉章负责，湖南由毛泽东、夏曦等负责。湖南的国民党名义上覃振为支部长，但他不能回湖南，所以事实上是毛泽东、林伯渠、夏曦等在作事。

　　一九二二年八月，苏联派越飞来华，和孙中山再谈改组国民党及建军等事，并说可得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帮助。于是有一九二三年一月的“孙文、越飞宣言”。

　　一九二三年三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苏联又派鲍罗廷和一些军事顾问来到广州。于是孙中山在广州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有当时共产党员谭平山等参加作中委)，聘鲍罗廷为顾问，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发表改组宣言，党纲草案，确定“联苏、联共、扶助农工” 的三大政策。

　　[国民党改组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是每一省由孙中山指定三人，每一省又另推三人。

　　这次大会正式通过了承认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并且通过新政纲、新党章和改组国民党的各种具体办法。大会发表了有历史意义的有名宣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中除分析了中国现状外，并把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从此在孙中山领导下革命的国民党便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其斗争的目标，以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为其政策。这是作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派的革命代表的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瞿秋白等都参加了这个大会，在会上起了重要作用，并被选为这个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的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这次大会在实际上成为革命高涨的起点。

　　会后不久，一月二十七日，孙中山派蒋介石等七人为筹备委员，筹办黄埔军校，聘请苏联顾问，模仿苏联的军事制度。共产党派周恩来去作政治部主任，派叶剑英、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等去作教官，苏联又帮助许多武器。

　　由于孙中山的确立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当时改组后的国民党一度变更过去的性质，形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种组织形式。原来国民党这个组织，上面说过是包含有很多反动派在里面的。在改组时，这类反动派——买办势力、封建势力，有的公开反对或公开脱党了，但是有的封建买办势力——大资产阶级分子，却还埋伏在国民党里面，以便寻找时机，重整旗鼓。在上海国际买办市场上鬼混并替那些买办市场的黑幕中主人充当走卒的蒋介石，便成为这种大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假面具下实行两面派阴谋的主要代表人物。

　　[三民主义的新发展] 三民主义是近代中国历史矛盾所发展的三大问题(民族问题、民主问题、土地问题)中抽引出来的。中国人民是迫切要求解决这三大问题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限制和损害，因而有一定的革命性，反映到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孙中山的思想中，他就明白地提出了关于民族。民权、民生这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

　　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时又是一个软弱的动摇的阶级，所以除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其政纲，是孙中山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以外，其余的三民主义学说不但是旧民主主义的政纲，而且是极不彻底的。带有改良的温和的色彩。在一九一一年革命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只是反满，并没有提出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因而在满清退位后，他觉得民族主义已经完成，“二民主义”便够了(如《中华革命党政纲》)。那时，他的民权主义也很不彻底、不明确;民生主义方面只有抽象的“平均地权”。同时，他又缺乏实行这些主义的方法，不敢真正依靠人民。

　　受了无产阶级、共产党的帮助，孙中山思想上有了极大的进步，像上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对于民族主义，指出：“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一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对于民权主义，则说：“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的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和权利。”至于民生主义，则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办法，承认“耕者有其田”，并谋改善工人农民的生活。包含着革命内容的这个宣言和政纲，是当时共产党人帮助起草和修改的，虽然其中还有缺点(如政纲上的建国三时期之说等)，但大体上是成了当时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这个宣言和政纲，和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虽然在广度和深度上不完全相同，然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上却是相同的(即反帝、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民族主义，主张实现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治——民权主义，反对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和限制资产阶级的专利——民生主义)。一九二四到二七年革命的胜利发展，就是中共和孙中山及其真实的革命信徒合作所创造的成绩。一方面，三民主义思想得到了新的发展(旧三民主义变成新三民主义);另方面，就是新的革命方法——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产生(三民主义变成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孙中山曾说：“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在他临终时还说：“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孙中山的叛徒蒋介石辈，在当时，假装拥护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在革命由其叛变而失败后，就公开地抛弃了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而拿孙中山旧三民主义的一些落后的部分，来作为其反革命的理论根据。

　　第四节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革命的形势的发展

　　[镇压商团反革命事件]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革命力量骤增，各地群众革命运动突飞猛进。帝国主义、军阀、买办、豪绅都非常恐惧，叫嚣“孙中山赤化”。首先就由国民党内部代表买办豪绅阶级的张继、谢持、邹鲁等国民党右派，公开出来反对革命统一战线，说什么“自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其所宣传打倒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者，其作用系在破坏国民党在国际之好感。一方面则注意打破国民党与国内各实力派(按：指当时各派军阀)之合作……其计划系在消灭国民党”(见张继等“护党”宣言)。这种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一天天尖锐起来，其中最剧烈的一幕，便是镇压商团反革命事件。

　　广东商团，是一种买办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反动武装组织。以英商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及陈恭受为首(他们都是国民党右派)。他们依靠香港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军阀范石生等的军事援助，企图推翻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　，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在广州领导广大群众示威游行，遭受商团的屠杀，死者二十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屠杀后，商团全体出发，张贴迫孙中山下野的布告，武力威迫商人罢市，并主张邀请帝国主义走狗军阀陈炯明回省主持政局。孙中山这时藉革命派和群众的帮助，以革命武力平定商团，将商团击溃。

　　[冯玉祥举行“北京政变”] 在北方，自从曹锟贿选得了“大总统”，爬到反动权力的最高点后，历史注定他要从宝座上跌下来。全国人民涌起了反曹、吴的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了这个人民运动的先锋。各反对派军阀利用人民反曹反吴的情绪与曹、吴对抗;而曹、吴则利用了“统一”的口号，要削平他们。一九二四年九月四日，爆发了苏浙战争。和奉系有关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争夺上海和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发生战争，至十月十三日卢永祥失败。

　　苏浙战争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奏曲，　九月十八日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两军近战于山海关附近。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的前夜，于　九月十日　发表《第三次对时局主张》，向人民分析了一年来各系军阀在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变幻离合，提出：“目前能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的权利与势力，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定期的惨杀与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久的和平”。

　　这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后革命运动的发展，影响到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直系冯玉祥的西北军开始转向革命。一九二四年十月，正当直奉战争紧张关头，冯玉祥从前线倒戈回北京举行政变，通电主和，将所部改称为国民军，和奉军合击直军。直军遂全线崩溃。横行一时、自认为反动武力天下无敌的直系军阀，土崩瓦解，曹锟被逮捕，吴佩孚则狼狈地逃到武汉。在北京出现了奉皖两系同意下的段祺瑞的临时执政政府。这时，因为国民军是军阀队伍中开始倾向革命的军队，所以在国民军统治下，北方革命运动有了开展。但是奉系军阀势力却也乘机入关，直隶(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一直到上海均为其占有。

　　[中共第四次大会和促成国民会议运动] “国民会议”的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三年六月黎元洪被曹、吴赶出北京后，于七月间发表的《第二次对时局主张》中提出来的。到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倒戈直系溃败后，中国共产党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发表的《第四次对时局主张》中，仍旧主张“只有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并希望国民党努力使国民会议预备会急速在北京召集”。当时全国人民热烈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孙中山乃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北上，企图在北京召集国民会议，当时他发表的《北上宣言》，主张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来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一般是同意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的。孙中山北上过沪时，因为受到上海广大群众的革命影响，同时又多受了一次帝国主义切实的教训(上海帝国主义反对孙中山登岸)，因而更加确定了反帝国主义的决心。当时，上海、浙江、广东、湖南、湖北等处都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各地的民众团体都纷纷通电宣言拥护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举行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十人，代表着党员九百八十人。大会上着重地讨论了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以及为了参加这一运动，党在组织上及群众工作上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党的组织，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加强职工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大会还专门讨论了对召集国民会议运动的具体方针，以加强对这个运动的领导。这次大会为行将到来的群众革命高潮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孙中山的逝世和遗嘱] 北京反动的段祺瑞政府为着堵住群众的要求，一面邀请孙中山北上，同时却又提出召集“善后会议”来和共产党、国民党所主张的国民会议相对抗。孙中山到北京后，见段祺瑞的邀请毫无诚意，十分愤怒。段祺瑞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召集他所御用的善后会议。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也于　三月一日　在北京召集，和善后会议相对抗。孙中山因劳累过甚，旧病复发，三月十二日逝世于北京。他的死，引起了全国的哀悼。他临死致书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写道：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病，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之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籍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我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

　　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

　　这封信，是孙中山对中苏两大民族友好合作的热烈希望。共产党和孙中山的忠实信徒，都是珍视中苏的友谊和合作的。他在留下的遗嘱中也指出，要求得中国的自由平等，“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位伟大的一代民族革命领袖的遗言，正是一切爱国的中国人民所尊重的。（以上资料的搜集来源于网络）